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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这场政治较量的起点并不在选举台上，而在马尼拉机场。 2025年3月11日，菲律宾警方拘捕罗德里戈·杜特尔特，随后把他送往荷兰海牙。 国际刑事法院指控他在扫毒行动中的部分杀戮行为构成危害人类罪中的谋杀。杜特尔特否认犯罪，辩护团队一直质疑法院管辖权和移送程序。 到2026年9月16日，81岁的杜特尔特被羁押约18个月后，首次亲自出席案件状态会议。 法院讨论他的身体状况、诉讼能力、证人和证据安排，以及计划在2026年11月30日开始的审判。 这条时间线，是理解菲律宾政治变化的起点。 从司法角度看马科斯政府没有直接决定杜特尔特是否有罪。国际刑事法院是独立司法机构，最终判断要依据证据和法律。 但从政治效果看，马科斯阵营原本可能期待，杜特尔特长期留在海牙会慢慢退出菲律宾人的视野。 莎拉持续面对弹劾程序，也会削弱杜特尔特家族参加2028年大选的能力。问题在于，政治影响力不只看一个人能否自由活动。它也不只看弹劾程序是否已经产生最终结果。 公众如何解释一个人的遭遇，往往会在法律结论之前形成另一套判断。 海牙庭审的画面，就提供了这种解释空间。公开画面中，杜特尔特穿黑色外套和白色衬衫，身体明显消瘦，庭上基本保持沉默。 法庭看到的是刑事案件被告，支持者看到的却可能是在异国受审的年迈前总统。他没有发表激烈演说，年龄、身体状态和沉默本身形成了传播效果。 庭后，其社交账号发布强调所作所为均出于国家利益的内容，并配上《不屈》。这种表达能否改变司法结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把法律责任问题转向忠诚、牺牲和国家认同。 过去杜特尔特以强硬著称，容易引发争议。如今被支持者塑造成在海外承受审判的老人，更容易获得同情。 马科斯原本希望减少杜特尔特的政治筹码，结果可能让对手获得新身份。 对马科斯阵营来说，真正的压力来自国内民意和地方选票。 2025年5月菲律宾中期选举中，杜特尔特虽然被关押在海牙，仍在达沃市市长选举中以压倒性优势获胜。公开计票阶段，他获得的票数一度达到最接近对手的8倍。 杜特尔特家族其他成员也继续赢得地方职位。 路透社对达沃市选举结果的报道显示，海牙羁押没有动摇杜特尔特在家乡的统治性优势。 这个结果说明，政治人物失去自由后仍能赢得选举，支持已不再完全依赖本人到场拉票。这种支持变成了地方认同、家族网络和集体记忆的一部分。 全国民意更复杂。 菲律宾社会气象站在2026年6月20日至29日调查显示，72%的菲律宾成年人关注过杜特尔特案件。其中44%对国际刑事法院进行公正审判抱有较大信心。 27%信心较低，29%尚未决定。 数据说明，菲律宾社会没有一边倒否定国际刑事法院，也没有一边倒支持杜特尔特。这种分裂状态才是马科斯真正的麻烦。 只要社会意见尚未定型，杜特尔特阵营就有机会把司法案件继续解释成政治清算，尤其在棉兰老岛和达沃地区，部分选民的判断不只来自人权争议。 他们还来自过去对治安、毒品和地方治理的实际感受。杜特尔特执政初期，满意度曾达到77%。这不能证明扫毒行动中的所有做法都是合法的，它也不能抹去受害者家庭要求追责的权利。 但它至少解释了，为什么国际社会眼中的严重人权案件进入基层政治后会产生另一种反应。 法院讨论的是法律责任，部分选民回忆的是秩序是否改善。这两种判断并不相同，却同时影响着菲律宾政治。 管辖权争议进一步放大了这种分裂。菲律宾于2019年3月17日正式退出国际刑事法院的《罗马规约》。 国际刑事法院认为，退出不影响其审理菲律宾仍是缔约国期间涉嫌发生的犯罪。 从法律逻辑看，法院的立场有明确依据，但法律依据并不等于政治说服力。 普通选民未必会研究《罗马规约》的时间管辖规则，他们看到的是菲律宾已经退出国际刑事法院，国内警察却仍然拘捕前总统并把他送往海外。 杜特尔特的辩护团队据此指责马科斯政府与国际刑事法院合作，马科斯政府则否认秘密配合，马科斯的姐姐伊梅·马科斯也对杜特尔特被捕和移送过程提出质疑。 来自马科斯家族内部的不同声音，让政府更难把这件事描述成没有政治色彩的普通执法行动，与此同时莎拉面临的弹劾程序并未让杜家退出舞台。 菲律宾参议院官方网站已经把弹劾事务纳入专门议程，相关程序仍需遵守宪法和参议院规则。 弹劾若最终成立并附带取消任职资格，确实可能影响莎拉参加2028年总统大选，但在结果产生之前，程序拖得越久，莎拉越容易把自己与父亲的处境连接起来。 莎拉正在承接三种政治资产，第一是杜特尔特时期留下的秩序形象，第二是达沃和棉兰老岛稳固的地方网络，第三是父亲在海牙受审形成的同情效应。 马科斯同时向父女两人施压，本来想切断家族传承，但支持者可能把两件事视为同一场政治清算。 杜特尔特还曾向家人交代，如果自己死在荷兰，可以就地火化，这样的话当然不能影响法官判断，却会影响支持者的情绪。 当政治争议进入生死叙事，单靠法律说明已经很难扭转公众感受，马科斯面对的不是一份判决